我们将从人物生平、主要成就、个人作品和历史评价四个方面，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位杰出的诗人。
首先是人物生平
白居易，生于772年，卒于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他的祖籍是山西太原，到曾祖父时迁居下邽，出生于河南新郑。他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又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因而有着“诗魔”和“诗王”的美誉。他官至太子少傅、刑部尚书，被封为冯翊县侯。在他去世后，葬于香山，其作品《白氏长庆集》流传于世，而《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更是其代表诗作，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在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但他出生不久，家乡便陷入战乱。藩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他两岁时，祖父在长安去世，紧接着祖母也病故。他的父亲白季庚先任宋州司户参军，后授徐州彭城县县令，因守城有功升任徐州别驾。为躲避战乱，父亲将家迁至宿州符离，白居易在此度过了童年时光。他自幼聪颖且刻苦，读书勤奋到口生疮、手磨茧，年纪轻轻头发就变白了，这份努力为他日后的文学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806年，白居易罢校书郎，同年四月参加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并及第，被授予盩庢县（今西安周至县）尉。次年，他担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又授翰林学士。808年任左拾遗，还迎娶了杨虞卿从妹为妻。810年改任京兆府户部参军，然而811年母亲陈氏因病去世，他离职回乡丁忧，回到下邽。814年他重回长安，担任太子左赞善大夫。这一系列的仕途经历，让他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阳的履道里第度过，在此期间，他与刘禹锡频繁唱和，时常游历于龙门一带。他创作了《池上篇》《醉吟先生传》来表达自己的生活状态和心境。845年，74岁的他在履道里第举行“七老会”，与会者有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等，同年夏，又与僧如满、李元爽等画成“九老图”。此时的他笃信佛教，号香山居士，成为僧如满的弟子，在宁静的生活中继续着他的文学创作和精神追求。
在主要成就方面
白居易的人生可分为前期兼济天下和后期独善其身两个时期。他在29岁时中进士，先后担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等职，在元和年间任左拾遗时，创作了大量讽喻诗，其中《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最为著名。这些诗针砭时弊，犀利地揭露了社会的丑恶现象，令权贵们又恨又怕。例如，他的诗反映了百姓的疾苦、社会的不公等问题，展现了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和强烈的责任感。
白居易在中唐时期的诗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诗歌主张和创作，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表示“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可见，他将诗歌作为表达自己政治抱负和人生态度的重要方式，认为文章应“为时而著”，歌诗应“为事而作”，这种文学主张主要源于他早期的讽谕诗创作实践，体现了他希望通过诗歌干预社会、推动变革的愿望。
他的诗歌创作目的是补察时政，正如他在《新乐府序》中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他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深感随着年龄增长和阅历增加，更加明白文章和诗歌应为现实服务。他的讽喻诗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的种种问题，希望能引起统治者的关注，推动社会的进步。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诗歌创作的巅峰之作。这两首诗在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强化了抒情因素。与以往的叙事诗相比，它们在叙事上简洁明了，仅围绕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展开。比如在《长恨歌》中，对马嵬事变的描写只是寥寥数笔带过，而在人物心理刻画和环境氛围渲染上却浓墨重彩，将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在《琵琶行》里，虽对乐声和人物遭遇有较多描写，但也是用情将声与事紧密相连，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始终能感受到强烈的情感冲击，沉浸在诗歌的艺术魅力之中。
在个人作品方面
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是题材集中。他善于选取典型事例，突出一个主题，做到“一吟悲一事”，并且为了让主题更清晰地传达给读者，他会在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者在结尾“卒章显其志”。在刻画人物上，他以白描手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形象，用简洁的语言展现人物的特点。例如，他的诗虽语言浅白，但寓意深刻，常以简单的语句寄托讽喻之意，像《轻肥》一诗，前面描写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奢华，结尾却笔锋一转“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形成强烈的反差，给读者带来极大的震撼。
白居易的思想融合了儒、佛、道三家，其中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他以孟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人生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同时也吸收了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独善”之心则汲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促使诗人关注现实、关心民生，对当时偏重形式的诗风起到了矫正作用。然而，过于强调诗歌为政治服务，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诗歌艺术的多元发展。他的作品风格独特，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且具有强烈的政治讽喻性。
他的主要作品众多，如《长恨歌》《琵琶行》《卖炭翁》《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暮江吟》《忆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忆元九》《直中书省》《长相思》《题岳阳楼》《观刈麦》《问刘十九》《买花》《望月有感》《放言》《池上》《缭绫》《南湖早春》等，这些作品题材广泛，涵盖了爱情、民生、自然等多个方面，展现了他丰富的情感世界和高超的文学技巧。
在历史评价方面
《旧唐书》评价他的制策和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给予了他很高的赞誉。
唐宣宗的吊白居易诗“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生动地概括了他的一生成就和诗歌的广泛影响力。
近现代，胡适赞扬以白居易与元稹为领袖的文学革新运动，认为其有助于改善政治，在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不避俗字俗语的风气下，白居易的诗歌备受推崇。陈寅恪、刘大杰、钱基博等学者也对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当然，钱钟书对他的评价相对较低，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白居易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引发的广泛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