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虽因顺应汉初休养生息之需而一度显赫，然其学说在治国层面的建构实不及儒家系统、深入。儒道之争不仅是思想之争，亦与权力结构、人物性格及历史偶然性紧密交织。
引言：儒道消长的六个回合
西汉初期，儒道二者之互动构成了一段充满张力的思想史画卷。儒家长于以仁义凝聚人心，道家则善于因应时势、清静无为。二者在政治舞台上的较量，大致可梳理为六个关键回合：
第一回合：曹参相齐，弃儒生众议而独尊黄老，道家首胜；
第二回合：景帝诛晁错，儒法合流受挫；
第三回合：辕固生与黄生辩“汤武革命”，景帝持中立；
第四回合：袁盎等以“君子大居正”阻窦太后立梁王为储；
第五回合：窦太后命辕固生入圈刺豕，道家退而失据；
第六回合：议明堂事引发窦太后镇压，儒生赵绾、王臧死难，此为黄老势力最后的反扑。
本文选取曹参相齐、辕固生刺豕与明堂之议三事，试图揭示儒道之争并非单纯的思想择取，更是一场夹杂权力、学术与人格的历史博弈。
一、曹参相齐：黄老之术的“云淡风轻”
曹参为齐相时，召儒生问治国之策，然“言人人殊”，未能定案。后闻胶西盖公善黄老言，遂厚礼请之。盖公主张“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曹参采纳其说，相齐九年，齐国安宁。此事常被解读为黄老之学顺应汉初社会凋敝、需休养生息的历史必然。然而细察之，曹参的选择未必全然出于对黄老学理的深刻认同，亦与其个人倾向及齐地学术风气有关。
曹参出身军旅，不喜繁文缛节，而倾向于“守成”之术。当时齐地本有黄老学风，源自稷下学宫，盖公师承河上丈人，其学理经过战国至汉初的改造，已从老子原有的玄远思辨转向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治国之术”。曹参所谓“勿扰狱市”之政，看似合乎道家“无为”之旨，实则亦与儒家“不教而诛谓之虐”“不与民争利”的主张相通。儒本有丰富治民思想，未必在治理技术上逊于黄老。曹参之选择，因而可视为在特定历史情境与个人偏好下的偶然，而非纯粹学理优胜的结果。
二、辕固生刺豕：学术争论的暴力转折
窦太后好《老子》，召儒生辕固生问其书。固生答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使固生入野猪圈搏杀求生。景帝暗授利兵，固生一击中猪心，得免于难。
“家人言”何指？历来众说纷纭。或谓“僮隶之言”，或解为“寻常百姓所谈”。然结合语境，辕固生当非恶意贬低，而是指出《老子》偏重治身养生，难当治国大经。战国以来，黄老之学虽援《老子》为基，实已融入刑名法术，形成所谓“黄老术”。窦太后所好，或许正是这种经过政治化改造的学说。
辕固生以《诗》学名世，其言“家人”或源于《诗经》“宜其家人”之语，意指《老子》适用于私家修身，而非朝廷经纬。窦太后之所以暴怒，非仅因学术评价，更因她将儒家视为对黄老政治地位的挑战。这场“刺豕闹剧”暴露了思想辩论在权力面前的脆弱，也说明黄老之道在理论深度上并未压倒儒家，仅能凭权势暂占上风。
三、明堂之议：儒术独尊前的最后波折
汉武帝即位后，王臧、赵绾等儒臣倡议设立明堂、改历服色、行巡狩封禅之礼，并迎其师申公入朝。此举意在制度上确立儒家仪典，构建汉家正统。然而窦太后“好黄老言，不悦儒术”，借故指责赵绾等人“奸利事”，迫使王臧、赵绾下狱自杀，相关改革尽废。
窦太后斥责此举为“此欲复为新垣平邪”。新垣平为文帝时方士，以诈术推动祠祀改革而被诛。太后将儒生制度建设与方士迷信等同，显示她对儒家礼乐建制的意义缺乏理解。黄老之学崇尚清静，抵触“多事”，故窦太后视明堂、封禅等为无用繁饰。
然而历史潮流并未因此逆转。窦太后去世后，田蚡为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武帝后来置五经博士、兴太学、行封禅，虽其个人亦杂信鬼神，但制度层面终以儒术为纲。此即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实现。然此过程中，儒学亦被工具化、缘饰化，如公孙弘“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提示儒术在成为正统的同时，也面临被权力收编与扭曲的命运。
结语
西汉初年的儒道之争，以儒家最终取得制度化胜利而告一段落。然此过程并非简单的学理优劣之争，而是交织着政治权斗、历史契机与人物抉择的复杂历程。黄老之学因契合汉初社会条件而暂居上风，然其思想体系在治国层面终未形成如儒家般的系统架构。儒家虽最终被“独尊”，但在与权力共舞的过程中，亦须面对学说被工具化、形式化的挑战。这段历史提醒我们，思想与权力的互动，从来不是纯粹的理论之争，而是在具体历史情境中不断被塑造与实践的动态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