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闽江畔的数学种子：从“丑小鸭”到“爱因斯坦”
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数学家陈景润的传奇世界，探寻他是如何以一支笔和无数草稿纸，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摘取了“数学皇冠上的明珠”，并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象征。
1933年5月22日，福建福州仓山区城门镇胪雷村，一个清寒的邮政职工家庭迎来了第三个儿子。为讨个吉利，父亲给这个瘦弱的孩子取名“景润”，在方言中寓意“日子过得滋润”。然而，陈景润的童年远非“滋润”，他体弱寡言，常受欺负，性格日益内向。但正是这份内向，让他将全部心神投向了书本中那个秩序井然、充满确定性的数字世界。
命运的第一次转折发生在1948年。十五岁的陈景润考入福州英华中学（今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遇到了一位改变他一生的导师——清华大学航空工程学家沈元。彼时沈元因战事滞留福州，临时在母校代课。在一堂数学课上，他用诗意的语言描绘了一幅宏伟的数学图景：“数学是自然科学之皇后，数论是数学之皇冠，而哥德巴赫猜想恰似皇冠上的明珠。” 这个自1742年提出，困扰了全球数学界近三个世纪的难题，第一次在少年陈景润心中投下了巨大的影子，一个关于“明珠”的梦想，就此悄然埋下。
这颗种子在大学时代迅速萌芽。1950年，陈景润以高中同等学力考入厦门大学数理系。他如饥似渴地扑在书本上，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同学回忆，一次下雨，大家都飞奔避雨，只有陈景润浑然不觉，依旧漫步，因为他“根本没有感觉到下雨”——心绪完全沉浸在数学的海洋里。他给自己定下严苛的标准，每天要完成海量习题。大学期间，他没看过一场电影，没去过近在咫尺的鼓浪屿，同学们惊叹于他的专注，送了他一个外号：“爱因斯坦”。
二、坎坷的起点与慧眼识珠：从中学课堂到中科院
1953年，陈景润提前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四中任教。这对他而言是一场灾难。浓重的闽南口音、内向寡言的性格，使他完全无法驾驭中学课堂。焦虑和不适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一年内竟住院六次，最终不得不辞职回到福州，一度生活无着。
这位数学天才，在现实生活的第一道关卡前，几乎折戟沉沙。就在此时，厦门大学校长、经济学家王亚南得知了他的窘境。王亚南深知这个学生的才华与特质，毅然决定将陈景润调回厦大，安排在数学系资料室工作。这个决定，拯救了一个可能被埋没的天才。资料室的工作为陈景润提供了安静的环境和接触大量文献的机会，他得以“夜以继日地读书”。
他读书的方法独特而极致。他认为读懂只是第一步，必须“背得滚瓜烂熟，熟能生巧”。他甚至将鲁迅的文学创作心得“静观默察，烂熟于心，凝思结想，然后一挥而就”奉为做学问的信条。对于厚重的数学专著，如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他竟一页页拆开，随身携带，在防空洞躲避空袭时也不忘研读，前后读了三十多遍，几乎倒背如流。这种极致的“笨功夫”，为他日后的腾飞打下了无人能及的坚实基础。
扎实的功底很快结出果实。在反复研读《堆垒素数论》后，陈景润敏锐地发现了书中关于“塔内问题”的论证尚有改进空间。他将自己的思考写成论文《塔内问题》。这篇论文被送到数学大师华罗庚手中。华罗庚审阅后，感慨地对身边人说：“你们待在我的身边，倒让一个跟我素不相荣的青年，改进了我的工作。” 慧眼识英才的华罗庚，从此成为陈景润科学生命中最关键的伯乐。
1957年，在华罗庚的力荐下，陈景润正式调入中国科学院的最高数学研究殿堂——数学研究所。一只羽翼渐丰的雏鹰，终于飞向了属于他的广阔天空。
三、方寸之间的苦修：从三平米厕所到“陈氏定理”的曙光
初到北京，陈景润住集体宿舍。不擅交际的他，渴望一个独处的空间。他的目光，竟然投向了宿舍里那个仅有三平方米的厕所。他鼓起勇气与室友商量，希望能将厕所让给他居住。室友们被他的诚挚与执着打动，慨然应允。于是，陈景润卷起铺盖，在这间没有暖气、只有一盏大灯泡照明兼取暖的小屋里，一住就是两年。在这里，他攻下了“华林问题”，填补了数论史上的一段空白。
随后，他搬进了一间六平方米的废弃锅炉房。房间一角是突兀的烟囱，进门处仅能放一张单人床。陈景润将床当作书桌，把一张断腿的凳子放倒当座椅，开始了向哥德巴赫猜想顶峰的最艰苦跋涉。
哥德巴赫猜想，这个关于“偶数与素数之和”的命题，看似简单，却如巍峨险峰。数学家们采用“筛法”步步逼近，将证明命题标记为“a+b”，意为“一个大偶数可表为一个素因子不超过a个的数与一个素因子不超过b个的数之和”。最终目标，是证明“1+1”。在陈景润之前，最好的成果是“1+4”。
陈景润将全部生命押在了这道题目上。他简化生活到极致：两个馒头、五分钱的菜，便是他一天的伙食；最大的奢侈，是在开水里丢几片便宜的参须。他习惯凌晨三点起床，在万籁俱寂中开始演算。1966年5月，陈景润在《科学通报》上宣布，他证明了“1+2”。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宣告，意味着他将这颗“明珠”握在了指尖！然而，由于公布的只是简要报告，长达200多页的详细证明并未公开，国际数学界在振奋之余，也存有疑虑。
紧接着，“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袭来。陈景润也未能幸免，遭受冲击。但无论外界如何喧嚣，他紧守着自己六平方米的堡垒，揩干屈辱的唾沫，将一切伤痛深埋心底，继续他未竟的事业——他要将那个初步的证明，打磨得无懈可击。
四、移动群山： “陈氏定理”征服世界
此后的七年，是陈景润与生命和时间的赛跑。在身体饱受病痛侵扰的困境中，他凭借超人意志，对“1+2”的证明进行着反复推敲、简化和完善。稿纸一麻袋一麻袋地堆积，健康一寸一寸地损耗。
1973年，他终于在《中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给出了“1+2”的完整、详细证明，并将论文从200多页精简至约100页。这篇论文如同一道惊雷，震撼了国际数学界。其论证之精密、逻辑之严谨，彻底征服了所有同行。当时，英国数学家哈勃斯丹和李希特合著的《筛法》正在付印，他们看到陈景润的论文后，立即在书中补加了全新的一章，标题就是“陈氏定理”（Chen‘s Theorem）。
“陈氏定理”将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光辉顶点”。国际数学大师、美国学者阿·威尔（安德烈·韦伊）由衷赞叹：“陈景润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山巅上行走。” 他的成果被迅速载入美国、英国、法国、苏联、日本等国的许多数论专著，成为该领域一座至今无人超越的丰碑。1978年和1982年，他两次收到国际数学家大会作45分钟报告的邀请，这是极高的学术荣誉。1982年，他与王元、潘承洞共同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五、科学的春天：从孤独的演算者到全民的精神偶像
真正让陈景润从数学殿堂走入亿万普通中国人内心的，是作家徐迟。1978年1月，《人民文学》发表了徐迟的长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文采斐然的文章，生动刻画了陈景润在极端艰苦条件下痴迷科研、献身真理的形象。随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权威媒体全文转载，陈景润的事迹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
彼时，“十年动乱”刚结束，国家百废待兴，呼唤科学与知识。陈景润的出现，恰逢其时。他不再是那个躲在锅炉房里、不修边幅的怪人，而是成为了 “科学的春天”里最耀眼的象征，一个“知识改变命运”、“为国争光”的全民偶像。他的故事，点燃了无数青年心中追求科学、献身理想的热情。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向宇回忆，他12岁时读到《哥德巴赫猜想》，“感到学数学、研究数学是非常光荣的”。陈景润，从一个孤独的数学家，升华为“一个时代的精神符号”。
面对突如其来的盛名，陈景润保持了科学家的纯粹与本真。1979年他访美归来，将节衣缩食省下的7500美元全部上交国家，理由朴素而动人：“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 当被问及人生的目的时，他的回答是：“是奉献，不是索取。”
六、生命最后的冲锋与永恒的星辰
荣誉之后，陈景润没有停歇。他深知，“1+2”并非终点，那座“皇冠”上的“明珠”（“1+1”）仍在闪耀。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即使身患严重的帕金森综合征，他依然以一种与生命赛跑的姿态，向终极的“1+1”发起最后的冲锋。
病榻成了他新的战场。他坚持科普写作，完成了《趣味数学趣谈》《组合数学简介》等多部面向青少年的著作，希望启迪下一代。住院期间，他输液拒扎右手，只为能坚持书写演算。直到喉咙失语、手不能握笔，他仍用含混的语言和手势与学生探讨数学问题，坚定地表示：“我不能停止工作。”
1996年3月19日，陈景润在北京逝世，年仅63岁。按照他的遗愿，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作为对科学事业“最后的奉献”。他安静地离开，却留下了响彻时代的精神回音。
为了永恒纪念这位科学巨匠，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一颗国际永久编号为“7681”的小行星命名为“陈景润星”。这是首颗以素数编号命名的科学家小行星，寓意着他在数论领域的独特成就如星辰般永恒。2018年，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授予陈景润“改革先锋”称号，誉其为“激励青年勇攀科学高峰的典范”。
通过今天的介绍，我们认识了一位将个人命运与国家科学事业紧密相连的数学家。 他的一生，是“丑小鸭”凭借极致勤奋逆袭为科学巨擘的神话，是一位纯粹学者在困顿中守护理想火种、最终点亮一个时代的史诗。他用行动诠释了何为“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科学家精神。正如后辈院士所言：“陈景润为我们树起了一座珠穆朗玛峰。” 这座精神高峰，将持续激励一代代后来者，在探索真理的漫长山路上，不畏艰险，勇敢攀登。
愿“陈景润星”的光芒，永远照耀在每一个仰望科学星空、心怀梦想的人心中。
